最近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热词，比如“双非硕士”“小镇做题家”“985相亲群”“海淀家长”等。这些新词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无论是就业焦虑、婚恋焦虑还是育儿焦虑，其背后都与学历焦虑挂钩，并且这种学历焦虑不只是一种个体困扰，而是正在成为社会整体层面上的一种集体困扰。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能够发现学历焦虑中的基本取向：不仅追求向上，而且规避向下。具体来说就是年轻人通过对学历的追求，以期获得一个更好的工作、更好的伴侣和更有前途的未来。其本质是要实现自身和家庭的阶层向上流动，同时通过努力培养下一代来规避向下流动的可能。

　　但是，无论是要在社会流动中“力争上游”，还是要把握“稳稳的幸福”，其实都是一种个人选择。根据自我的偏好，个人完全具有选择的空间，可是为什么在我们身边，似乎每个人都在焦虑呢?

　　这一社会现象的背后有一个结构性的动因：因为我们身处于一个整体向上流动的社会。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曾对这一社会阶段和社会状态进行了描绘和分析。他发现，在20世纪中期，美国的整体社会氛围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过上富裕的生活。然而整个社会的气氛，又是金钱至上的成功学导向。社会推崇的是那种一夜暴富的成功人士，这就会无形中给予每个人很大的压力，梦想着和这些人一样，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获得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文凭社会”逐渐形成，个人通过获得著名大学、商学院和工学院的文凭证书，获得地位更高的工作，获得与更高阶层的人的婚姻，从而获得进入具有社会经济优势圈子的机会。文凭因此成为就业、婚姻和提升下一代社会地位的“敲门砖”，围绕文凭和学历产生的竞争和焦虑就此成了社会的核心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社会中的机会不断涌现，许多人通过个人努力获得了更加美好的生活，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社会整体处于一个向上流动的状态。个人身处这样的社会中，就像身处于一个在海洋里快速向前游动的沙丁鱼群，稍稍慢一点，就会感受到压力。因此，教育作为人人必经的主要通道，在社会的整体氛围之下，就成了学历焦虑的主产地，甚至承载着就业、婚姻和下一代养育的功能重任。

　　那么，是不是个体就只能屈从于这种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呢?不完全是。个体性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不是一纸文凭就定性了一个人的前半生，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后半生。能进入“985婚恋群”固然好，但是也要找到对的人才会得到幸福，否则同样要经受“挑来拣去”和“被挑来拣去”的折磨。有能力让孩子上昂贵补习班、参加国际比赛和海外游学当然是好的，但教育的最大前提是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家长要承担的不仅仅是提供补课和留学的机会。

　　我们可以观察到，个体困扰始终源于社会结构，引发问题的结构性矛盾并不是凭借个体就能够克服的。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之后增速正在减缓，就业市场和人才结构因此面临考验;同时，不均衡的发展和仍待完善的制度规范正在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生碰撞。就像一个人走出校园后才发现人生需要面对更多的课题，当前中国社会也正在面临一个社会转型期的重大课题，这需要更多的学科一起加入，共同进行研究和思考。